我要如何来形容大河源呢？那里山势巍峨，林木繁茂，然而并没有所谓的大河，只有如同树枝般蜿蜒的峡谷中流淌着的一条条小溪。溪流的两岸，错落着许多杂乱而低矮的黄泥土房。每逢下雨，山间云雾缭绕，那一条条山涧如同银链般悬挂在半山腰，氤氲着一个个山谷。无数细流涓涓汇入小溪，流经白姆流淌至熟溪，最终汇入钱塘江，奔向海洋。这般景象，宛如被时光遗忘的秘境。

我该如何介绍自己呢？我今年77岁，原籍浙江临海，毕业于67届绍兴卫校，属于老三届。19岁那年，我遵循上级“四个面向”——即“面向山区、面向海岛、面向边疆、面向缺医少药地区”的分配原则，被派往登云（大河源）公社卫生院工作。后来，我先后在陶村卫生院和县计生局任职。不过，您还是叫我小李吧，大河源山谷里的乡亲们一直这么称呼我。尽管如今我已步入老年，但无论我年纪多大，在他们眼中，我永远是那个小李。即使在路上偶遇，他们依然这么亲切地叫我。如果您到那里打听我的名字，可能没多少人知道，但只要一问起当年卫生院的小李，大家就会立刻明白过来。

前些年，因修建水库，我曾工作过的许多村庄都进行了迁移，原址现已沉入石峡水库的库区，淹没于水底。物是人非，然而，我留在那里的青春岁月、与功夫的邂逅，以及与当地人的情谊，却恍如昨日，历历在目。

当年前往武义县卫生局报到时，我对大河源的具体位置和方向一无所知，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可谓两眼一抹黑。当时，大河源还被称为登云公社。从地图上看，泽村村似乎距离最近，我便理所当然地买了前往泽村的车票。在武义汽运站坐上开往宣平的班车，我心中满是忐忑。上车后，我向旁边的人打听，询问前往大河源是否应在泽村下车。没想到，坐在我旁边的人正是时任桃溪区区委书记俞一满，而当时我对此毫不知情。他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后说：“那好，你跟着我下车就行。”在陶村下车后，我带着一箱书和一床单薄的被褥。俞一满书记二话不说，提起我的一箱书，带我到了陶村西山下的区公所，并打电话通知陶村卫生院。院长随即派了一名护士，将我带到陶村卫生院安顿下来。第二天，陶村卫生院通知登云卫生院的陶明生前来，由他负责带领我前往登云卫生院上班。

回想当时的情景，我完全是被陶明生一路哄骗到了大河源。出发前，我曾问陶明生大河源远不远，他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不远，很近的。”接着又说那里没有大米，需要从陶村买回去。我心想这可怎么办，无奈之下，只好腾出一个带拉链的扁长旅行包，装了二十斤米。考虑到山里购物肯定不便，我又买了一个网兜和一只搪瓷脸盆。陶明生叫上陶村农技厂的一个帮手，执意要帮我把行李挑进去。我心里还想着，就这么点东西，路程又不远，我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肯定没问题，坚持要自己挑。要知道，那个年代通往大河源的路还没有修通，只有蜿蜒曲折、连绵不绝的山间小路。谁知越往前走，山越高，林越密，挑着担子走了半天，肩膀都红肿了，却依然看不到村庄的影子。我累得气喘吁吁，一路走一路歇，不时地问陶明生到了没有，他总是敷衍地说“到了，到了”。也不知走了多久，绕了多少个弯，终于到了大河源卫生院。

驻足细看，这地方哪里有一股卫生院的气息？眼前不过是三间低矮的泥土平房，似乎是由民房改造而成。卫生院里没有食堂，只在平房外的偏房中搭着一个简易的灶台。灶口上架着一口孤零零的铁锅，黝黑深邃，宛如一只空洞的眼睛，默默注视着我疲惫而失落的神情。条件就是如此简陋。面对这样的状况，我不禁怀疑：这就是大河源吗？简直像是一场骗局。然而，也正是从那时起，我的人生与大河源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也为日后习武埋下了伏笔。

由于语言不通，看病时根本无法进行交流。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，他们也理解不了我的问题，无奈之下，只能请当时登云学校的小学生来充当翻译。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转译着方言，这场景倒成了山沟里的一景。那时，公社好不容易盼来一个知识分子，因此对我十分欢迎和重视。我一年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协助公社开展各项工作，比如当时的副书记、武装部长朱祝贵，他是云溪人，住在陶村下翻心，有事就会叫我一起去。

由于在校读书期间，学校曾邀请解放军战士教授我们学习捕俘拳，即如今的擒拿术，我掌握了一些基本且简单的招式。加之年轻好动，因此对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十分喜爱中国传统功夫。

在大河源安顿下来后，我始终铭记着毛主席的教诲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我于1967年毕业，1968年开始在大河源工作。那个春节，由于回家路途遥远，我只能独自留在大河源卫生院过节。山村里只要有病人召唤，我就会背上药箱上门诊治。

那年正月十五，我出诊归来，途经大河源下方的梧桐坑自然村时，瞥见一幢房屋大门紧闭，但院内却传来阵阵木棍挥舞的声音。我心生好奇，想进去一探究竟，然而大门紧锁，无法推开。透过门缝，我隐约看到院内棍影翻飞，棍花如轮，棍风呼啸，仿若虎啸山林，招式刚猛，似有劈山裂石之力，动静之间，气势逼人。我不禁暗叹，这功夫实在了得，比我在学校所学的捕俘拳强上百倍。若能习得此技，对付捕俘拳想必游刃有余。

回到大河源卫生院后，我便四处打听，询问那些练习棍术功夫的人究竟是谁，以及他们的教练是谁。

在那片偏远的山沟里，单位寥寥无几，除了公社、卫生院、信用社，就只剩下一所学校，几乎没有可供消遣的地方。某天，我偶然打听到供销社的邹财发主任，他告诉我，那个被称作“教棍师父”的人名叫傅会良。此人时常会到这些单位走动。于是，我开始寻找机会接近他，一有机会便与他攀谈。毕竟，那时候我除了在卫生院看病外，拥有大把的空闲时间。然而，起初他对我并不理睬，随着聊天的增多，他偶尔才会回应几句。他或许早已看穿了我的意图，但我没有明说，他也佯装不知，或许是在暗中考察我的人品。

那时候的大河源村常住人口众多，登云乡有2000多人，而大河源村本身就有500多人。其中不乏年轻人，在缺乏娱乐的山沟里，这无疑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。而习武，反倒成了他们一项充满趣味的消遣方式。

对于傅会良既不接受也不拒绝的态度，我并没有感到气馁。在我20多岁时，傅会良看起来已是六七十岁的样子，他身材矮小，神情沧桑，身体状况似乎并不理想。而我则长得高大健壮，加上人品端正、意志坚定，这些特质或许打动了他。后来，他回到家中，对儿子傅关明说：“卫生院的那个小伙子挺不错的，心意诚恳，有时间你教他几招吧。”傅关明却回应道：“你连人家都不认识，教他干嘛？真是“天头地脑。”那时，傅关明也就比我年长三岁左右。

1969年秋天，郑关明让我开始习武。练功的地点位于大河源村一个外号叫“樟树儿”的堂屋，傅关明亲自传授我棍术。自那时起，我便与大河源的武术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傅关明最初传授给我的，是一套名为“八步”的棍法，包含二十三个动作。这二十三个动作看似简单，实则是所有棍术的基础。只有将八步练至纯熟，后续学习的其他棍法才能真正融会贯通。通常情况下，只需三四天到一周的时间，就能开始学习新的棍法套路，学习的速度因此大大提升。实际上，其他棍法都是在八步的基础上，融入了更为细腻的动作技巧。我对这套八步棍法的二十三个动作，整整练习了三年，一千多个日日夜夜，从未间断，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当八步棍法练到得心应手时，我逐渐领悟到棍法分为五个境界：大场棍如蛟龙闹海，气势磅礴；五虎落山则似猛虎出柙，势不可挡；而当达到梅花六路拆解对攻的境界时，已是八年寒暑的磨砺。最令我难忘的，是在大雪纷飞的寒冬，我依然赤膊苦练，棍风卷起飞扬的雪沫，蒸腾的热气竟在积雪中融出了一个人形的坑洼。

傅关明家中珍藏着一本棍术秘笈，他曾将秘笈借给我，我抄录了一份。秘笈内容深奥难懂，普通人难以理解，其中仅记载了一些招式名称和口诀，并无图谱。对于未曾练习过的人来说，更是难以领会其中的奥秘。

中国的棍术博大精深，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详尽阐述。尽管棍术流派众多，但其核心目标始终是技击实战。我与傅关明年岁相仿，在长期的相处中，我们不仅在棍术上相互切磋，更因共同的兴趣爱好而结下了深厚情谊，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师徒关系，更像是一对志同道合的兄弟。因此，我所掌握的棍术技艺比一般人更为丰富。通常情况下，初学者往往只能学到第一阶段的内容，即八步、大场棍、五虎落山和大八步这四路基础棍法。而能够将这几种棍术练至精熟，已属不易。

接下来是第二堂课，内容进阶为小四门、木人桩和青蛇吐舌。要掌握这些技巧，必须建立在第一堂课扎实的基础之上。习武之路艰辛，这也是许多人难以坚持下去的原因——缺乏继续学习的勇气和毅力。到了第三堂课，学习者就更少了，课程名称为浮桥脱甲。而第四堂课则是内藏浮桥脱甲。学好这些，棍法的基本功就算完成了。关键在于如何将所学应用于实战，这就是第五堂课梅花六路的内容——拆棍，即进行对打练习。这才是棍法在实战中的真正运用。每招每式的攻击和防守要领，看似普通的招式在实战中都有其独特的作用。这套棍法，我足足学习了八年时间。

成家之后，由于工资不高，再加上孩子的到来，家庭压力逐渐增大，琐事也越来越多，练功的频率自然不如从前。在过去，即便是大雪纷飞的天气，我也会赤膊上阵，练习几路棍法，练完后常常浑身大汗淋漓，甚至连握棍的双手都满是汗渍，以至于手握木棍时都会打滑。每当这时，我就会放下棍子，在地面的黄泥土上搓几下双手，然后重新捡起棍子继续练习。

东垅村的棍法曾由廖克宽传授，而克宽和会良皆是经验丰富的老拳师。他们提到，最早教授这些功夫的师傅其实是一位名叫石丹的师傅。据传，石丹师傅曾是福建南少林寺的一名武僧。

南少林寺始建于南朝陈太建九年（557年），最初名为林泉院，坐落于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西天尾镇九莲山村。由于创寺僧人中不少来自嵩山少林寺，因此此地武术氛围浓厚，后来更名为南少林寺。福建莆田的少林寺曾屡遭毁坏，其历史背景和地理位置对其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历史上，南少林寺多次因参与反抗外族统治或地方割据势力而被摧毁，例如唐天佑元年（904年）因反抗王审知而被毁，南宋景炎元年（1276年）因抗元而被毁等。最后一次是在反清复明斗争中，因与天地会等组织关系密切，遭到清王朝派兵焚毁。具体而言，南少林寺僧人因参与反清复明活动，被清兵焚毁。这一事件发生在明末清初，具体时间说法不一，但普遍认为是在康熙十三年（1674年）或清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。为了铲除福建沿海的反清力量，朝廷下令焚毁南少林寺。

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，石丹和尚避难至大河源一带，被廖克宽的长辈收留。三年后，他为报答收留之恩，将平生所学的棍术倾囊相授。从此，这路棍法便在这片偏僻的山谷中生根发芽。石丹和尚是真实姓名或是法号、来时年龄、经历以及去向，均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，无人知晓，只留下他的传说。可以说，石丹和尚是大河源棍术的祖师爷。

我经常前往和山头出诊。有一次，我遇到了廖克宽的哥哥廖克良。克良的功夫也十分了得，当时他应该已有七十多岁了，说话已经不太利索。他家屋子两边的厢房外各有一个碓臼，都是用青石打造而成，颇为沉重。我便将他叫出来，上前将两个碓臼搬起并摆放整齐。一来是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，二来也想请克良展示一下他的棍法，看看能否从他那里学到些东西，让他指点我一番。

克良看到后，向我竖起了大拇指，然后走到大堂后面的楼梯下，拿出一根长约60的炮钎，为我演练了一路八步棍法。或许是因为气力不足，他的动作略显缓慢，但整套棍法依然能够完整地施展下来，实属不易。我仔细观察了他的棍路，发现与我所练的套路大同小异。在大河源流派与和山头流派的棍术中，同一个八步套路里，有一个动作叫做“硬枪”。大河源流派的最后有一个细微的挑动动作，而和山头流派则没有多余动作，仅仅是直冲式的“硬枪”。

克宽曾在我卫生院展示过一次棍术。那毕竟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啊，棍子一上手，威风凛凛的气势便全然展现，至今想来仍令人震撼。他采用矮桩步法，稳如老树盘根，双目炯炯有神，精光四射，舞动起来虎虎生风。棍随身动，精、气、神兼备，那种独特的韵味和劲道，一般人实在难以展现出如此磅礴的气势。

在那个年代，大河源的生活依然十分艰苦。由于山高林密，田地稀少，当地人常年只能以蕃薯和玉米等粗粮为主食，大米则主要依赖返销粮供应。因此，克宽每年都会外出教授棍术，以补贴家用。每次他教习归来，桃溪卫生院是他回到大河源家中的必经之地。每次路过，他都会到我工作的地方稍作停留。而我每次都会从对面的小吃店为他煮一碗面，久而久之，我们的关系也愈发熟络。后来，他每次吃完面后，总会拿起刚用过的筷子比划着教我几个棍术动作。对习棍之人而言，筷子无异于棍子，一看便能心领神会。例如，我就在那里学会了一种破解招式的方法。如果两人持棍对峙，都使出相同的招式，硬碰硬的情况下该如何破解并反击？不是格挡，而是他用筷子做了一个动作来演示——“绕丝诀”。当双棍相抵时，手腕轻转，犹如春蚕吐丝，其中蕴含着四两拨千斤的巧劲，便能轻松化解对方的攻势，这正是诀窍所在。由此可见，老师傅的每一招每一式都蕴含着实战经验，就看你能否灵活运用。克宽的儿子廖水根因体质虚弱，常年受胃出血困扰，因此未能继承父亲的棍术。

大坑村也有其独特的武术流派。我曾见识过两位代表人物，一位是村中老书记刘金富，另一位名叫玉炳，但他的姓氏是傅还是邹，我已记不清了。我曾目睹玉炳展示棍法，而那次相遇也颇为偶然。当时玉炳的儿子生病了，他陪同儿子来到卫生院就诊。我自然不愿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，便请他为我演示一番。在大河源这片山区，我所熟知的基本都是八步棍法，但玉炳所施展的棍法却让我感到十分陌生，与我所学的套路大相径庭，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于是，第二天我向师父关明请教。师父听了我的描述后，不禁哈哈大笑，告诉我：“你个傻瓜，他练的是左手棍。”原来，玉炳是个左撇子。

后来我了解到，刘金富他们的棍术功夫是从大东坑传过来的，大东坑位于竹叶坪附近，过去曾是宣平的地界，现在则属于金华管辖。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刘金富完整地演练棍法，但我曾试探性地向他请教，并目睹了他展示的一个动作。有一次，他要放树到金华，我们偶然相遇，我向他展示了一个通筋的动作，他指出我的动作有误，并亲自示范了正确的做法。

傅关明传授给我的棍术，其二子傅财富、傅财贵均继承了此技艺，女儿傅财珠也曾修习。此外，他还向村里及外地的众多人士传授过这门技艺。

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故事：在大河源村，有一位擅长治疗蛇毒的人，他是金生的父亲，还曾担任过村里的书记。他拥有一副祖传的草药秘方，专门用来医治被毒蛇咬伤的伤口。然而，他一直缠着傅会良，恳求对方传授他棍术的功夫，但会良始终没有答应。纠缠了许久之后，会良想出了一个主意：既然你有治疗蛇毒的草药，不如我们做个交换，我教你棍术，你也把医治蛇毒的草药方教给我。最终，会良如约传授了他棍术，但此人却出尔反尔，不愿将医治蛇毒的草药方分享给关明。

关明之所以愿意将这些棍术传授给我，主要是因为他觉得我为人忠诚。他非常重视武德，经常告诫我：“习武之人出门在外，应让人九分，留一分以自保。”这句话我铭记了一生。由于所学的这些棍法属于技击术，一旦出手，非死即伤，因此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能轻易使用。在真正的对决中，完全没有武侠电视剧中那种你来我往、激战三百回合的场面，真正致命的招式往往只需一两招便能决出胜负。

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傅关明曾背着树前往金华售卖。当时森林资源管理严格，不像现在这样可以自由买卖。背树的人都知道，需要在树干上安装一个带把手的铁环，再用绳子套在铁杵棒槌上，形成一个三角形以起到固定作用，这样既便于背运也能方便中途休息。然而，在到达白姆地界之前，突然有一群人围上来试图截走他的树。尽管傅关明好言相求，但对方毫不理会。情急之下，他迅速抽出棒槌，向后做了一个动作，其中一人冲上来时当即虎口被震裂，血流不止，痛苦地哀嚎。然而，最终傅关明还是被“文攻武卫”组织抓起来并关押起来，县里准备对他进行处理。

县有关部门随后致电登云公社了解情况。公社接电话的人在电话中明确回复县里：此人不能随意抓捕，因为他的父亲傅会良是老红军。

1935年4月25日，粟裕、刘英率领挺进师从遂昌瓦窑岗出发，途经傲头山，最终抵达宣平的东坑村。自此，挺进师在武义、宣平地区开展了长达两年半的游击战争。1937年，在粟裕的亲自领导下，中共宣遂汤工委在桃溪镇子坑村成立。然而，1940年3月，该工委遭到敌人破坏，随后中共宣遂汤边区委得以建立。1942年5月，中共闽浙边临委迁驻宣平石柱源后，便在宣遂汤边境一带展开活动，先后在石柱源周边的章五里、水碓坑、东坑、坑尾、和尚田等村落恢复并建立了中共支部或小组、秘密联络站以及党的同情小组。当时的负责人宣恩金化名为“老婆婆”。挺进师的游击活动范围覆盖了武义、宣平的所有乡镇。子坑村和大河源村仅隔着一个山头，傅会良正是在那时跟随宣恩金投身革命。他家中曾藏有一门红军使用过的榴弹炮架，原本打算留作纪念，后来被柳城文化馆借去展览，最终不知所踪。国民党曾到大河源村抓壮丁，傅会良凭借其精湛的棍术，多次帮助村民摆脱困境。县里得知此事后，道这个情况后，就把傅关明放回来了。

傅会良和傅关明不仅精通棍法，还擅长使用双锏，即秦琼所用兵器的一种。然而，他们所使用的双锏与现今戏曲舞台上所见的形制截然不同。他们的双锏在合拢时形似一把，外表四四方方，但一旦分开，便成为两个三角形的武器。若不想造成致命伤害，则使用平面进行击打；而在生死攸关之际，则通过变换角度，以三角的一面进行攻击。锏法分为上下两路，我曾学习过，但由于久未练习，如今几乎已忘得一干二净。

石丹和尚最初因避难来到这个山谷，并在此传授了棍术功夫。当时，他只是将其作为一种报恩的礼物，从未想过或预料到这门技艺是否能够传承下去。然而，他留下的习武强身、除暴安良的理念，却在这里生根发芽，得以延续。

棍术是一门古老而深邃的技艺，它不仅是护身立命的根基，更是修身养性、磨砺意志的绝佳途径。在动荡不安的年代，精湛的武艺无疑是最好的护身符。拥有过人的武艺，便能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，保护家人，捍卫家园。武术中的攻防技巧、闪避动作，都是在面对强敌时赖以生存的关键。然而，习武之路绝非一蹴而就，唯有通过日复一日的拳脚练习和棍棒挥舞，才能使身体强健，筋骨柔韧，力量与速度显著提升，从而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健康的体魄，远离疾病的侵扰。因此，习武之人需要具备坚定的信念、顽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。这种精神力量，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生活中，都是战胜困难、勇往直前的动力源泉。由此可见，习武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身体锻炼方式，更是一种内在修养的提升途径。在习练的过程中，人们会逐渐培养出静心、专注、坚韧、自律等优秀品质。这些品质的养成，将有助于人们在生活中成为更加优秀、更有魅力的人。

你问我练棍练到最厉害的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并非是棍风呼啸、扫起满地落叶。棍术其实有三重境界：

第一重：初学者尚不能做到棍身合一，动作不够熟练，只有其形，没有其神。只有经过反复练习后，动作才能达到行云流水的程度，但此时棍头仍然缺乏力量，身体的力量无法完全贯注到三寸棍头。

第二重：身棍合一，动作紧凑有力，神韵兼备。一起棍，棍头颤动；一动作，棍风呼啸，声势夺人。然而，很多人止步于此，并认为这就是最厉害的境界。其实不然，这些表现出来的都只是外在的“明劲”。

真正的高手打出的棍法没有一丝棍风，与初学者相似，但棍法老练，遒劲有力。你看他似乎慢慢悠悠，漫不经心，实际上他已经将棍的轻重缓急了然于胸，神韵尽在，全身的力道在该发诸棍端时绝对瞬间爆发，此为“暗劲”。这与禅宗中“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”的境界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呢？

谁能想到，石丹和尚从福建避难来到这片深山峡谷三年，而我则被历史的洪流从临海卷至此地，度过了大半生。在这里，我与傅会良、廖克宽因武艺结缘，彼此相知相惜。仿佛冥冥之中有一条无形的线，将我们从不同方向牵引，最终汇聚于这方小小的深山峡谷，而这一切都系于那一根棍子上。随着棍法在溪流间灵动挥舞，我们共同品味人间百态，感悟生活的艰辛，体会命运的起伏，感受着棍子的温度，见证着时代的更迭。如今，库区蓄水，昔日的村落已沉入水底，唯有那棍风依旧在峡谷中回荡，宛如石丹和尚的呼吸，傅会良的棍声，以及我二十岁时肩头那火辣辣的疼痛——那是岁月镌刻在筋骨上的印记。